我区入选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本报讯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日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局、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推介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通知》，我区“建设‘三个中心’将乡镇打造成带动乡村的龙头”作为典型案例入选其中。

　　不仅选入全国典型，12月1日和2日，我区乡村振兴工作又接连受到上级肯定。12月1日，省农业厅下发了《关于推介2020年度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通知》，我区“坚持以镇带村、镇村互促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入选典型案例名单。12月2日，市委农业农村委员会下发了《关于表扬威海市乡村振兴“标兵村”“奋进村”的通报》，我区米山镇西铺头村、界石镇梧桐庵村、葛家镇葛家村、张家产镇顾家村、泽头镇北庄村、大水泊镇口子村、侯家镇崔家村等7个村入选“标兵村”，高村镇慈口观村、文登营镇岚宅村、米山镇东下庄村、大水泊镇初家村、宋村镇菜园子村等5个村入选“奋进村”。

　　在广袤的乡野大地上，乡镇如同一个个结点，通过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和商品流通把十里八乡的村庄有机地连在一起。推动资源要素向乡镇汇聚，可以更好地产生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有利于形成带动乡村振兴的龙头，进而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统筹衔接。

　　近年来，我区为破解日渐突出的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农业兼业化等难题，以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将乡镇打造成乡村服务中心、经济中心和治理中心，走出了一条镇强、村兴、民富的好路子。

　　对于我区来说，解决好“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是乡村振兴工作的首要任务。振兴起来的乡镇，怎样才能带动乡村迈好这第一步呢？试点先行、典型引路，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为杜绝“堆大户”“造盆景”，探索出更具推广意义的模式，我区这“第一步”迈在了高村镇。

　　高村镇是一个传统农业大镇，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土地撂荒问题严重。“外面的人进不来，村里的人搞不动”——土地细碎化，流转难度大，吸引不到社会资本；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老龄化程度高、组织化程度低，也无力推进规模化经营。村里的困局，在镇里找到了办法。2017年11月，高村镇试点打造镇级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探索一揽子问题解决方案。

　　“通过打造镇级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我们把涉及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服务事项集中起来，为农民提供耕、种、管、收、储、销等全链条服务，促进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宗浩说。

　　我区还以服务中心平台为主体，与太平财产保险公司签约，创新推出了全国首个“农业社会化经营主体收入险”。目前，主要以小麦、玉米、花生为标的物，参照正常年景每亩750元、700元、1250元的目标收入，对于流入中心的土地免费提供保险支持。

　　“当人站在连方成片的田边时，才更容易理解土地对于乡村的意义。”姜宗浩说，服务中心充分发挥了“统”的功能，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了农业生产规模化、组织化，找到了激活土地资源的出路。目前，在区属国企丰登农业公司的统筹下，我区涉农镇全部建起了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200户以上的村设立了服务站，将服务向村级延伸，促进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农业要实现从温饱糊口向增收致富的跨越，产业化是唯一出路——通过规模化、组织化“统”起来，由标准化、品牌化“富”起来。就我区而言，由政府主导的镇级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趟出了大田农业规模化、组织化的新路。而对于附加值较高、小农户依然占主体的特色农业，标准化、品牌化该如何破题呢？

　　答案也在镇里——打造镇域经济中心，把更多加工交易环节留在镇里，让小农户近距离接触市场，形成清晰的价格导向，让农民从产业链增值中获得更多收益，把农民开展标准化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发挥镇域经济中心交易功能为目标，我区重点打造了张家产镇西洋参、宋村镇蔬菜、葛家镇水果、高村镇粮油四大镇域交易中心，开展大宗农产品营销，以此推动农业标准化生产和农产品品牌化经营。

　　“过去，由于种植标准不一、加工粗糙，农民种出的西洋参只能当原材料来卖。”区西洋参产业办公室副主任谷昭俊介绍，政府组建西洋参协会、制定西洋参种植和加工标准、引进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参农种植标准化水平有所提升。而真正调动起参农积极性的是，张家产镇西洋参交易中心的成立。(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通过向参农参企提供检测、认证、价格、包装、仓储、配送“六统一”服务，张家产镇西洋参交易中心已完成对全区5.5万亩西洋参种植地的辐射带动，基本破解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销售难题。2019年，“文登西洋参”区域公用品牌以116.43亿元位居中国农业品牌价值榜第3位。

　　在四大镇域交易中心的推动下，我区根据市场需求制定、修订区域性农业生产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等地方标准60多个，以“文登精作”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主线，构建“区域公用品牌+明星个体品牌”的农业品牌体系，推动小农户与龙头企业形成了优质优价的利益联结。

　　与此同时，我区立足各镇特色资源和产业基础，在全区规划建设了26个样板片区和田园综合体；大力引导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全区各类合作社发展到1000多家；针对农村闲置房屋，大力引进社会资本发展民宿经济；针对产业发展缺人才的实际，探索推行乡村振兴首席专家制度，引进乡村振兴首席专家100多名，带来社会资本投入2亿多元，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持续动力。

　　作为我国农村最基层的政权机构，乡镇在乡村治理中应当居于中心位置。我区通过对服务中心、经济中心的打造运营，乡镇的组织动员能力得到质的提升，推进乡村治理有了抓手。如何强化镇级的治理中心功能？按照“化解在基层、矛盾不上交”的目标，我区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积极推进村务阳光平台、网格化管理、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了乡村有效治理。

　　乡村治理千头万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复杂交织，关键问题之一是对乡村干群关系的处理。我区做过一项调查，在农民反映的乡村治理问题中，80%与村干部有关，这些问题中又有80%与农村“三资”管理有关。

　　为解决执行和信任问题，我区探索在镇里打造以阳光公示、阳光交易、阳光采购、阳光支付为重点的“村级事务阳光平台”。所有村级事务全程网上留痕、公开透明运行；集体资产处置、工程项目建设等通过平台在线发布，杜绝暗箱操作；公开招标确定村级采购供应商，实行网上公开比价采购。平台运行之后，我区各镇关于农村“三资”管理的信访案件大幅降低，村“两会”公信力显著提升，也进一步强化了镇党委、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可以说这是对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次有益尝试。

　　我区还建设了镇级网格化治理中心，村（社区）设立网格化治理工作站，开发了区镇村联网的网格化治理信息系统，公开选聘上千名专兼职网格员，建立巡查走访、事项准入、联动处置等20多项工作制度，在化解矛盾、服务群众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出台了《文登区农村居民信用积分评价办法》，设立了镇级信用分中心，与山东大学合作建设“社区和农村社会信用”“党建+信用智慧社区”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了11处镇级、465个村级信用超市。通过信用激励奖惩，调动了农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环境整治、违建拆除等工作的自觉性。

　　在服务中心、经济中心和治理中心的协同发力下，我区在镇一级初步构建起“土地托管、农村人才、农机服务、金融保险、品牌农业、农安监管、三资管理、基层党建、庄稼医院、产品交易”的“10+N”职能框架，乡村振兴打开崭新局面。（纪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