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妈妈这四年：网络暴力、漫长的诉讼与对女儿的“一个交代”

口述、摄影丨夏天

采访、文丨蔡星卓

我叫夏天，从2017年到现在，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一直跟拍江秋莲，也就是江歌母亲的摄影师。江秋莲也是我从业十几年以来，第一个拍摄的处于案件舆论中心的人物。几年间，我大概跟拍了她十几次，拍下了她辗转各地的照片。

2017年12月，作为自由摄影师的我受某媒体委派，在日本东京第一次见到和拍摄江秋莲，那时江歌被杀案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当庭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在此之前，我把网上能搜集到的资料都看了一遍，包括让案件受到公众关注的节目《局面》，该节目促成了江秋莲和刘暖曦（原名刘鑫，2019年改名为刘暖曦）唯一一次会面。当时，我和江秋莲约在一个地铁站见面，她看起来很瘦也很憔悴，一直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我能看出她心里的悲痛，但她本人让我感觉并不像报道里的那样强势，还是保持着基本的礼貌和克制。那几天，我往往只能陪着她走从住处乘地铁到法院的一小段路，我会看着她从只有我俩知晓的“秘密通道”进入到法院。据旁听庭审的媒体同行讲，她在庭审期间常常情绪崩溃，因此，基本上庭审一结束就不知道她的行踪了。后来，听她的描述，当时她曾冒出轻生的念头。

“江歌案”发生后，江秋莲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也在网络平台上表述过自己的所感所想。不少人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但这种公众所见与现实相比只是冰山一角。

出于职业本能，我一直关注着这个案子，但没和她再联络。直到2019年清明节，刘暖曦在微博上与江秋莲的互动引发了媒体和网民的广泛关注，我才和她重新建立了联系。据她自己的描述和我的观察，从东京回来后，作为一个凶杀案的受害者，她还碰到了很多“次生伤害”：被网暴、维权路上遇到不可靠的律师、遭遇钱财诈骗……她还常常收到网民的私信，但那些一厢情愿表达“关心”的方式也带给她不少负担。这一切都已经脱离了案件本身，但反映了更多层面的社会问题，它们鲜为人知，又都集中在了这样一个因特殊事件而出了名的中年农村妇女身上。因此，记录她的命运，并试图发掘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成为了我继续跟拍她到现在的动力。

平日里，我们会隔三差五通个电话，了解逐渐加深，彼此间的信任也由此建立。从有关电脑使用的问题、开网店的相关事宜，到回溯她坎坷的童年、讨论江歌案件细节，我们会聊到许多公众视野外的内容。也因此，我除了摄影师身份，也成为了她的朋友。在我看来，她的性格很固执、倔强，她的经历也很独特：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在父亲的陪伴下还算快乐，长大后，几段婚姻的坎坷和女儿的遇害，让痛苦和孤独伴随着她生命中大部分时刻。在相处过程中，我会尽量避免聊到她的伤心事，比如我从来不提当时案发的任何细节，不提自己节日与父母的团聚。

我也了解到，她的生活状态从东京回来后开始，或者说从江歌被害之日起，就彻底发生了变化：除了处理与江歌有关的案子，她基本上都是足不出户，逢年过节也是如此；她常常有自己的主意和想法，农村老家的人也不太能完全理解她，因此能够交谈的人极少；时间对于她来说有了不同的意义，它更多是用来计算女儿离开的日子。用江秋莲自己的话说：“我是个没有自我的人，就是为了女儿而活”。江秋莲没有任何兴趣爱好，曾经，她把培养女儿当成唯一的愿望，而现在，她全部的人生规划都落空了，江秋莲现在的全部心思都落在给女儿“讨一个说法”，这似乎比“重新开始生活”更能带给她慰藉。

为了给女儿讨一个说法，江秋莲一直奔波各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这其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案子，在决定起诉时，江秋莲手中只有一张东京对陈世峰的判决书，此案件在国内也没有值得参考的先例。除此之外，到现在为止，江秋莲还有大概7个网络侵权的案子要处理，因为她认为这些来自网民的恶意都是针对自己的女儿江歌。江秋莲曾说，等到陈世峰服刑结束，她还会继续找他追究到底。到那时候她将近70岁，而我也年过50了。可以说，江秋莲不论做什么事，或是说到什么，最后都会落回到江歌身上，并伴随着一种很深的自责情绪，甚至她觉得女儿的死都是自己的过错。与此同时，一个之前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可以把这些诉讼推进到如此的地步，也着实令我感到惊讶。这些所有江秋莲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在我看来，如果换一个人，也许都不会走下去。

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也学习了不少法律知识。实际上，大众争议点很大的部分，在法律上往往有另一种处理方式。比如案件十分有争议的部分，即刘暖曦是否锁门，以及如果真的锁门，是否该负法律责任，在更为专业的人士解读后，可能有着和公众期待完全不同的结果。不过，在我的观察之中，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个案子，多是出于道德层面的考量，也许也和特定的文化、社会背景也有关系。我曾在东京的法院外被日本记者采访，因为日本人不理解这个案件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案件的受害者会跟一个证人产生矛盾，也就是江秋莲和刘暖曦之间的矛盾从何而来。我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个案件，可能和传统观念有关，比如其实大家想探讨的问题，是为朋友挺身而出的人，在道义上应该如何被对待。甚至，对于刘暖曦的判决本身，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道德标准。有人曾跟江秋莲表示，判决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媒体在这个事件当中也产生了略显矛盾的影响。一方面，没有媒体的关注，这个事件可能无法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媒体帮了江秋莲。而媒体对于她也是一种负担。比如在我的照片里，除了不介意出面的律师，基本上见不到江秋莲的家人或朋友，因为江秋莲很在意这些报道是否会牵连身边的人。

作为一个摄影师，考虑到报道发表会产生的影响，我也尽量做到记录事实，不加入过多个人的情绪和判断。为了平衡报道，我还尝试过在刘暖曦家附近蹲守，但没能如愿见到她本人。现在想来，我的拍摄过程中也有遗憾的地方，比如2019年10月份，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立案的当天，我因在国外，没能进行拍摄。听江秋莲后来和我的叙述，她从法院出来的一刻痛哭流涕。

这一次的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开庭本在2021年12月31日进行，因审判长突发疾病，被延迟到了2022年的1月10日。江秋莲说，她很在意这个跨年的时间点，因为这意味着她想要为女儿讨的说法又拖延了一年，心里感到愧疚。我曾经也像那些热心网友一样，劝她是否考虑重新开始，为了女儿要好好活着。江秋莲反过来跟我说：“我女儿在天之灵如果看到我活得如此痛苦，也许她也能理解我。”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可能永远无法真的对她的遭遇感同身受。她对整件事情的执着，是一种个人选择。遇到这种事，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去，不是所有生活都可以重新开始。

2017年12月8日，江歌的妈妈江秋莲在地铁站等待志愿者陪同她前往日本东京检察厅去会见“江歌案”的检察官，江歌案将于3天后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开庭审理。 2016年11月3日，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的中国女留学生江歌在日本东京公寓门口被寄宿在她家的同乡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的前男友陈世峰残忍杀害。案发4天以后东京警视厅以涉嫌恐吓罪逮捕了陈世峰，在后续调查中警方发现其行凶证据，并于11月24日以“杀人罪”对其发布逮捕令。同年12月14日，检方以恐吓罪和杀人罪对陈世峰提出正式起诉，案件定于2017年12月开庭。江秋莲于2017年11月4日抵达东京做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她一直借宿在朋友家中。

2017年12月9日，江歌生前的住所、遇害现场——大内公寓。案发一年以后，已经有新的住户搬进了江歌曾经居住的房间。2017年12月11日清晨，“江歌案”开庭审理前，江秋莲曾来到公寓前对女儿进行悼念。

2017年12月11日，“江歌案”开庭审理当天，日本当地媒体《东京新闻》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在首日上午的庭审中，陈世峰否认杀人罪的指控，声称杀人的刀是刘鑫（刘暖曦曾用名）从室内递给江歌的，而陈世峰在与江歌争抢刀具时误刺了江歌颈部，造成了后者的致命伤。在下午的庭审中，法医出庭作证，对江歌刀伤检查结果以及遇刺过程进行详细讲述与还原，推翻了陈世峰的证词，期间江秋莲受到了极大刺激，一度当庭失声痛哭。江歌遇害后江秋莲一直希望能够从案发时在场的刘暖曦那里了解案发经过，但江秋莲说刘暖曦始终未予正面回应。联系不上刘暖曦的江秋莲曾给刘暖曦的妈妈发微信，但发现已经被对方拉黑。刘暖曦及其家人的态度和做法令江秋莲十分不满和愤怒。江歌的遇害以及江、刘两家不断升级的矛盾在媒体报道后引起的广泛的关注。

2017年12月20日清晨，媒体记者在东京地方裁判所等待开庭，“江歌案”于当日宣判。在审理过程中，陈世峰自始至终否认其有杀人意图。刘暖曦曾在12月13日作为证人在法院的另一个房间通过与法庭连线的方式作证。对于案发时是否锁门这个大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刘暖曦再次否认，她还表示报警录音显示的内容不完整并且被“误听”了。对于案发时的一些细节，刘暖曦表示记不清了。

2017年12月20日，大批媒体记者、民众聚集在东京地方裁判所门口等待宣判。最终陈世峰被一审判决有期徒刑20年，由于法官做出的这一判罚完全符合检方的求刑，也意味着检方没有理由再继续上诉。当晚六点，“江歌案”新闻发布会在东京记者俱乐部召开，江秋莲与律师大桥君平一同出席。使陈世峰获得死刑一直是江秋莲最大的心愿，她曾在网上发起“请求死刑”的签名请愿活动，有四百多万网友参与。女儿遇害413天之后，她尽了自己全部的努力也没有实现让陈世峰获得死刑的目的，甚至最终都没有机会让检方向法官提出这一诉求。对于最终的审判结果，江秋莲表示：“不接受。”对于刘暖曦一直没有告诉自己案发时的真实情况以及在法庭上作证时表示“记不清了”等行为，江秋莲存在强烈质疑，认为刘暖曦对于江歌遇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布会上江秋莲表示回国后会对刘暖曦提起诉讼。

2019年8月10日，江秋莲在江歌的房间里。房间里摆满了江歌生前的物品和一些喜爱的玩具、书籍，房间的布置也一如江歌生前，从未变过。家人曾经劝江秋莲把江歌的物品烧掉，送到“另一个世界”。江秋莲不忍心，她说自己不能连这些也看不到。从东京庭审结束回国以后，江秋莲一刻也没有停止继续为女儿维权的行为，起诉刘暖曦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但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漫长的准备。2018年10月15日，江秋莲拿到日本法院的判决书，原本想立即进行诉讼，但随后了解到仅有判决书不足以作为证据，于是又经历了漫长的准备证据阶段。由于“江歌案”是跨国案件，从日本司法部门获得的将在中国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的判决书和卷宗需要在两国进行翻译和公证，仅这一过程就长达九个月。

2019年9月2日，江秋莲和律师在上海的酒店里准备诉讼的材料和证据。起诉上海男子谭斌“侮辱诽谤”罪的诉讼于次日在上海开庭。“江歌案”发生五年多以来，除了案件本身对江秋莲的伤害，网络上的各种侮辱和谩骂也从未间断过。案发一千多天后，她受到的伤害不但没有平复，反而在加剧。上海男子谭斌自2018年以来在网络上持续无端对江秋莲及其进行极其恶劣的侮辱与诽谤，2019年5月，江秋莲对其提起刑事自诉。2020年3月5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处谭斌因侮辱诽谤罪获刑1年6个月，随后谭斌提起了上诉。在二审判决前，谭斌写了道歉信并向江秋莲表示希望赔偿14万元人民币以换取和解，江秋莲没有同意，她说这和钱没有关系，网络施暴者应当受到应有的惩罚，尤其是对江歌的侮辱，赔偿多少钱都是无法接受的。2020年10月27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谭斌案”是2018年以来江秋莲众多网络维权诉讼中的第一个判决，她觉得法律这条路是走得下去的。

2019年11月7日，在江秋莲的卧室里贴满了女儿的照片并写着她对女儿的思念与爱，床头上有一副网友赠送的字，上面写着“昭雪”。江秋莲说，直到为女儿讨回公道那天才会摘下这副字。对于这个“公道”是什么，江秋莲说是要查清女儿被害的真相，让该负责任的人受到相应的惩罚。从2016年案发后，一直有人劝江秋莲放下这一切重新开始生活。江秋莲说她理解这都是出于关心和好意，但从江歌出生那天起，“江歌妈妈”就成为她的第一身份。重新开始生活并不能抚平“女儿被害”的痛苦，如今可以稍稍安慰这颗心的，就是让伤害女儿的人受到应得的惩罚。江秋莲说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理解自己这种近似偏执的坚持，但是自己的心意不会改变。

2019年11月7日，江秋莲去墓地看望江歌。2019年10月28日，江秋莲起诉刘暖曦侵害江歌生命权纠纷在城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在经历了长达近两年的跨国证据公证以及更换律师等波折之后，江秋莲最终将刘暖曦告上法庭。城阳法院受理立案后，曾按照刘暖曦的家庭住址寄去传票，但刘暖曦的家人以“刘暖曦已经不住在这里，并且不知其去向”为由拒收法院传票。最终，城阳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有关规定，“在受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对刘暖曦进行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江秋莲说江歌出生56天时曾经丢失过一次，从那以后的18年里她总是做一个同样的噩梦——“女儿走丢了”，直到女儿考上大学，江秋莲才逐渐摆脱了这个噩梦的困扰，以为江歌长大了，再也不会丢了，但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永远失去了她。

从2018年初开始，安徽籍女子张冬宁在网上通过漫画的形式对江秋莲母女及其家人、朋友进行侮辱、谩骂。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了起诉对方，江秋莲四次前往淮南。即墨距淮南近700公里，由于没有直达火车，每次前往淮南江秋莲都要到其它城市辗转换乘，旅途颇多周折。她感慨道有人仅仅靠一部手机就能给别人带来巨大的伤害。2021年1月20日，“张冬宁寻衅滋事案”在淮南开庭，当天控辩双方进行了质证、交换意见，当庭并没有做出判决。被其漫画伤害了近三年以后，江秋莲终于在法庭上见到了张冬宁本人并问对方为什么要无端伤害素不相识的江歌和自己，对方给出的答案—因为大学就读期间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心情抑郁，于是到网上骂人发泄。离开法庭后，江秋莲到淮河边走了走。她说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由于各种巨大困难带来的沮丧和无力感，一度使自己犹豫过要不要放弃，但最终还是决定坚持下去，“较这个真儿”。江秋莲觉得“坚持”除了对女儿和自己是个交代以外，也可以给其他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一点鼓舞，让他们有勇气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至今，江秋莲在“公证云”平台取证的微博截图将近2000张，已有7名网民因在网络上侮辱诽谤她们母女被江秋莲告上法庭，她还收集了另外十几位网民发表侮辱性微博的内容，准备留作日后起诉的证据。

2020年11月16日，回忆起自己被骗的经历，江秋莲陷入深深的自责。2017年3月，为了准备有关东京庭审的一系列费用，江秋莲曾在某公益平台发起目标金额为30万元的筹款，并同时在微博和微信上公布了自己的银行与支付宝账号。2017年11月《局面》栏目播出了对江秋莲和刘暖曦的采访引发广泛关注，江秋莲又收到来自公众的捐款。11月15日，江秋莲曾发微博告诉网友不要再给自己转钱。此后，“捐款”成为江秋莲备受争议的一点，有人杜撰她“骗捐、诈捐，敛财千万”，同时也引来了一些怀有特殊目的的人。青岛籍女子陈某以写书为由接近江秋莲，骗取江秋莲的信任后开始以各种理由向江秋莲借钱。直到手里的钱几乎都被陈某借光了，连签订“刘暖曦案”代理合同的律师费也是朋友帮忙垫付的，江秋莲才发现陈某说的全都是谎言。2020年1月，江秋莲以“借贷纠纷”起诉了陈某，但“借”出去的钱至今没有要回来。每次回想起被陈某欺骗的经过，江秋莲都懊悔不已，不断责怪自己“太傻”。

2020年11月19日，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第二次庭前会议前夜，江秋莲亲吻江歌的照片。5个月前，第一次庭前会议在城阳法院夏庄法庭召开，知名工伤维权公益律师黄乐平作为江秋莲的代理律师出庭，向法庭提交了原告方相关证据，并与合议庭进行了沟通。据悉，刘暖曦聘请了两名来自北京的代理律师，但第一次庭前会议刘暖曦及其代理律师均未出庭。第一次庭前会议上原告方就“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提出的赔偿主张为203万余元，黄乐平对此做了说明，这个赔偿金额是受害人因侵权导致死亡的全额主张。其中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签证费、处理江歌遇害刑事案件的律师费（翻译费、公证费）、处理本案所涉及的律师费（翻译费、公证费），共计九项。

2020年11月20日，第二次庭前会议召开前，黄乐平在城阳区人民法院门口接受媒体的采访。原告代理律师黄乐平、李婧与被告代理律师胡贵云出席了第二次庭前会议，双方再次交换了最新证据，进行质证。由于担心江秋莲在庭上情绪失控，两次庭前会议黄乐平都极力劝说江秋莲不要出席，虽然非常不情愿，但江秋莲最终接受了黄乐平的建议。本次庭前会议城阳法院将合议庭由3人升至7人，黄乐平说这在中国司法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也是自己十几年的律师生涯中只听说过而从未经历过的情形。黄乐平对此的解读是城阳法院极其重视这起诉讼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合议庭人数增加对于案件的公证审理以及最终判决结论（尤其考虑到被告可能不会出庭）具有更大的公信力都是一件好事。两天前，黄乐平在微博和公众号上分别发布了“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的原告起诉状和被告答辩状。在起诉状里明确表示，江秋莲作为“赔偿权利人”对本案提出诉请。“赔偿”与“补偿”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对于法律上的认定和江秋莲的诉求来说却有本质区别。江秋莲表示她要的就是个说法，赔偿金额多少都无所谓，她都会捐出去，但“赔偿”就明确了刘暖曦存在过错和法律上的责任，这是对刘暖曦的认定，是对江歌的认定，也是她为什么要打这个官司的原因。

2020年11月20日，厨房的灯坏了两天之后，江秋莲才想起来到超市去买了新的灯泡换上。因为江歌喜欢干净，以前经营超市的时候，虽然很忙很辛苦，江秋莲每天还是会花时间把家里打扫的整洁一点。现在江秋莲经常几天不收拾房间，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干，她觉得女儿不在，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江秋莲留对方在家吃晚饭，在厨房做饭时情绪突然崩溃了。她说那一刻意识到最基本的幸福就是一家人晚上在一起吃顿饭，可自己连这点微小的幸福都没有了。

2020年12月11日，在江秋莲的床头，始终放着一束头发和一套《琅琊榜》。头发是江歌准备去日本留学前剪下的，2016年案发后江秋莲一直把女儿的这束头发放在床头，2019年江秋莲剪了一束自己的头发，和女儿的放在一起。《琅琊榜》曾经是她们母女共同喜欢的网剧，女儿遇害后，这部剧她看了不下百遍。她说剧中主人公为了“复仇”的忍耐和坚持给了她力量，失眠的时候她也会播放这部剧，听着声音渐渐入睡。2019年母亲节，江秋莲生平第一次独自走进影院看了一场电影，那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印度影片，名为《一个母亲的复仇》。江秋莲说影片里的一句话令她印象深刻，“上帝不可能无处不在，所以他创造了母亲，正义到不了的地方，还有母亲。”

2020年12月4日，身体不适的江秋莲到即墨人民医院就诊。自从女儿遇害后，江秋莲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出现乏力、恶心、失眠等症状。最近一个月来，肺部的不适令她有些担忧，吃了两盒消炎药仍不见好转后，江秋莲到医院检查。拍了X光之后医生说她的肺没有器质性疾病，心情的抑郁是造成不适的主要原因。主治医生温和的对江秋莲说，“一进来我就觉得你心情压抑，有什么事要想开点，心情好了，身体也会好起来。”听了这番话的江秋莲当场落泪。

2020年12月30日，江秋莲在家里练习八段锦。即将进入新年时，江秋莲用一种看起来更积极的方式面对生活，开始每天坚持运动和学习，但她说这不是因为对生活寄予了新的希望，而是为了保证自己有能力完成该做的事情。新年来临之前，家家户户都对团聚、温馨的假日充满期盼，而江秋莲期待的是假期快点过去，对刘暖曦的诉讼尽快开庭。她的新年愿望有两个：尽快得到对刘暖曦诉讼的判决、把被骗的钱尽可能追回来。

2021年4月3日，江秋莲将“张冬宁案”一审判决书的复印件“寄”给江歌。2021年4月1日，江秋莲收到安徽淮南田家庵法院寄来的张冬宁因对其母女寻衅滋事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的一审判决书。这是既谭斌案之后，江秋莲在国内拿到的第二个判决，江秋莲说这个判决对她非常重要，也是清明节到来之前对女儿一个小小的告慰。4月3日是清明节假期的第一天，也距江歌今年阴历生日很近，所以江秋莲特意订了蛋糕，将女儿的生日一并过了。在江歌的墓碑前，江秋莲把判决书复印件点燃。

2021年4月8日，江秋莲终于接到了通知，“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将于2021年4月15日九点在城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接到开庭通知以后，江秋莲并没像她以为的那样感到欣慰或者放松，而是因为心情过于激动陷入了一种混乱的日常状态。她连续几夜睡不着觉，又开始靠播放《琅琊榜》给自己催眠；白天也无法集中精神做事，做饭不是忘了放盐就是忘了放油；或者索性一整天不想起床、浑身无力，连进入新年后一天不拉的锻炼也中断了。傍晚的时候江秋莲去药店买了安眠药，希望借此摆脱无眠长夜，摆脱因为睡不着而不断涌入脑海的各种纠葛的折磨。

2021年4月14日，江秋莲与酒店工作人员商量横幅的悬挂位置。开庭前一天江秋莲有很多琐碎的“小事”需要处理。由于“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的关注度极高，黄乐平律师决定在15日开庭后举办一场媒体座谈会。14日一早江秋莲把订制好的横幅送到座谈会承办的酒店。在与酒店工作人员沟通的过程中，对方误以为江秋莲是律师，一口一个“江律师”的叫着。事后江秋莲自嘲道，没想到官司打的多了久了自己也成了“律师”了。随即她又感叹道，这四年多自己的变化太大了，歌子出事前自己和律师这个职业没有丝毫关系。没想到四年后仅“刑事自诉”这种国内比较少见的诉讼形式自己都已经进行了三例。

2021年4月15日，江秋莲在法院门口被媒体包围。上午九点，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在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江秋莲携带江歌遇害当天的背包和衣物出庭。黄乐平律师在陈述诉讼理由时表示，虽然杀死江歌的是陈世锋，但置江歌于死地的却是刘暖曦，她对江歌的死亡存在无可推卸的重大过错。原告方向刘暖曦索赔的金额最终调整为207万余元。庭审中，双方争辩的焦点主要在于案发前刘暖曦有没有阻止江歌报警？刘暖曦有没有向江歌告知潜在风险？案发时刘暖曦是否把江歌反锁门外？江歌受伤后刘暖曦有没有及时救助？此次开庭刘暖曦没有露面，被告方只有律师胡贵云一人出庭。胡贵云在庭审中称，刘暖曦对江歌的死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庭审结束时由于双方分歧过大，审判长宣布择日宣判。

庭审后的第二天，江秋莲到即墨郊外爬山，想放松一下心情。但她一路上依旧用手机刷着各种关于案件的新闻和评论，并依旧被这些内容影响着心情。在昨天的庭审过程中江秋莲几度落泪，尤其是对方代理律师胡贵云否认刘暖曦是江歌遇害的最大受益人，并提出要查清原被告双方在案发后的各种经济收益清单后才能确认谁才是“最大受益人”时，江秋莲对这种观点和逻辑感到震惊和不解。她说：“最大的‘受益’难道不是生命吗？难道在对方的眼里金钱要比生命更重要吗？！”爬到半山腰时，江秋莲接到姐姐打来的的电话，得知江秋莲在山上时，对方立刻紧张了起来，江秋莲安慰姐姐说：“没事，放心吧，我不会自杀的。”

2021年10月8日，江秋莲在潍坊的一个蔬菜基地考察，准备选择一些适合的产品在网店售卖。江秋莲曾经卖过布料、经营过超市、开过网约车，但自从江歌遇害后，她就再没有工作过，一方面因为巨大的精神打击和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很难适应正常的工作，另一方面几年来她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各种维权诉讼之中。在起诉刘暖曦开庭后，江秋莲认真考虑了如何维持生计，最终选择了经营网店并计划进行带货直播。从公布开店第一天起，这个行为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也有一些故意针对江秋莲的投诉，甚至一度被“骂”上热搜。有些媒体就许多新闻事件中受害人最终不约而同转型“带货主播”发表了评论文章并进行了网络调查。其中一份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表示只要货没有问题，支持新闻事件中的受害者“流量变现”。2021年8月24日，52岁生日当天，江秋莲曾发布文章表示自己只想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电商，为更多人选择放心的商品，并强调“请不要因为同情我、可怜我而购买产品”。

2021年12月26日，江秋莲在北京的酒店里等待法院的通知。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正式开庭八个月后依然没有拿到判决，询问中城阳法院的工作人员向江秋莲解释因为这起案件涉外等诸多因素，审理难度较大，因此审理期要长于正常的民事诉讼。心急如焚的江秋莲12月中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问题，最终经过与城阳法院的多次沟通和法院方面的全力推进，江秋莲在12月27日拿到了正式开庭宣判的传票。宣判时间定在2021年12月31日上午9点。收到开庭宣判的传票之后，江秋莲说心里五味杂陈很，很想大哭一场。

2021年12月31日夜里，江秋莲在家里查阅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条。原本定于当日对刘暖曦生命权纠纷一案的宣判，由于审判长突发疾病住院临时取消。这个突发情况令江秋莲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在31号的媒体见面会上她说“肚子真要被这委屈撑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 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有律师分析本案定于12月31日开庭宣判，属于定期宣判，意味着判决书在此前已经写好盖章，遇到审判长身体不适的情况可以让当事人直接当面签收判决书，宣判不是必经程序。

2022年1月1日，江秋莲到墓地看望江歌，她沉浸在时间又过去一年后依然没有给女儿“一个交代”的痛苦和自责中。前一晚法院的工作人员曾打来电话，对江秋莲进行抚慰，并告诉她1月4日会给出一个确切的开庭宣判时间。后来，2022年1月4日，起床以后江秋莲一直坐卧不宁，一遍遍的拿起手机，期待短信的提示音尽快响起，也有很多媒体记者不时发来消息询问最新进展。临近中午的时候，江秋莲终于收到法院发来的开庭传票，宣判时间定于2022年1月10日上午9点。

2022年1月10日，江秋莲走出法院。当日上午，江歌母亲江秋莲起诉刘鑫（现改名为刘暖曦）生命权纠纷一案，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判决，被告刘暖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

——完——

本文采访者蔡星卓，界面摄影记者。

摄影：夏天，自由摄影师。